提到魏晋南北朝，很多人脑海都浮现出竹林七贤豪放不羁的形象，然而，魏晋南北朝还有祖冲之和他的圆周率，该朝代的计量贡献同样可圈可点。九厘五毫是一个肉眼无法分辨的长度，它是我国西汉时期刘歆在设计度量衡标准器时计算得出的“庣旁”数值。庣旁数值的精确程度与圆周率π直接相关。在我国古代计量史发展的长河里，由庣旁问题引发的对圆周率精确值的探讨持续不断。直到祖冲之，将圆周率的真值确定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九厘五毫带来的圆周率值的演进是我国计量史发展的见证。当然，我国古代计量范畴不仅涵括度量衡的计量，还包含像音准的计量、空间计量、时间计量、地理测绘，等等。

11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关增建在上海图书馆就带领听众进入魏晋南北朝系列讲演中的计量的领域，从我国古代计量史的角度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样貌，在这个陌生的领域，听众了解了我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和科学如何推动朝代进步、民族融合的作用。

11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关增建在上海图书馆就带领听众进入计量的领域

计量是认识历史发展的新视角，度量衡提升秦朝军队标准化

主持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计量史》的关增建说，“计量之重要，就好像空气存在的意义，重要但无感。”在现实生活中计量处处存在，很多人却对之视而不见。但计量是确保一个国家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社会正常发展的技术保障，也是诚信社会得以成立的技术基础。不管是当下还是古代，计量对社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关增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从计量史的角度可以给中国历史更合理的解读。

分析秦统一六国的史实，他提出，统一度量衡也是秦国能够称霸的要素之一。秦孝公时期，任用商鞅变法，强力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这是秦国变法成功的重要基础。变法的成功使秦国实力不断增强。地处西方的秦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自然条件比不上齐、楚，兵士也不比赵、魏更勇猛，但秦国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计量的角度看，统一的度量衡使秦国在战争中能够获得有力的后勤保障，它确保了在后勤补给过程中，能够准确的计量粮食的多寡，更好保障山地行军，保障士兵口粮配给。从秦国出土的武器装备看，秦国箭头的锐角角度都保持一致，统一度量衡有助于军事装备的标准化，这对于提升士卒训练水平发挥战力大有益处。

台湾学者许倬云佐证了关增建的观点，他写道：“秦代规划度量衡，使全国都有同一标准。这一‘标准化'的工作，在考古学所见数据，都可见到绩效。秦代兵器的标准化，可能是秦人能够以武力击败六国的原因之一。战国七雄的军事力量，各有特色，齐人尚技击，魏卒重材武，韩国兵器犀利，荆楚步卒，吴越剑士均有可观之处。但秦人武库所积，若以‘标准化'为特色，则不仅生产迅速，而且诸军配备整齐划一，于训练及补充，都有方便。则秦人之常胜，终于使‘六王毕'，即不是偶然了。”

商鞅方升，不仅是标准器也是国家推动度量衡统一的象征

度量衡是我国古代计量的主要内容。关增建在本次的讲座中为听众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我国度量衡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标准器演变脉络。

他总结道，度量衡标准器发端于先秦，商鞅开其端；复合标准器始于战国，《考工记》为其记录者。西汉刘歆为复合标准器的设计和度量衡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标准器设计关键性理论突破是三国时魏国刘徽“割圆术”的发明。南北朝时，这一传统转移至南朝，祖冲之将其推至顶峰。

上海博物馆藏商鞅方升

关增建认为，古希腊人测算出了地球周长，但是现代人却不能考察这一成果精确程度，因为现代人已经不能够知道古希腊人所使用单位的具体数值。但在我国，中国人最早迈出了制造标准器的步伐，为我们考察古代单位量值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今天我国考古界，在考古时已经能够从古墓里发掘的度量衡器物推断古墓的时代，做到度量衡标准与时代一一对应。

现存我国最早的度量衡标准器是商鞅方升。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记载了战国时秦国的单位制度，它上面的铭文明确记录了方升的制作时间，是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同时，商鞅方升上还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意味着在商鞅变法123年之后，该方升作为度量衡标准器，再次为秦朝的统一度量衡发挥了作用。所以，它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在科学上，商鞅方升首次实现了“以度数审其容”，明确规定一升等于16.2立方寸，使得容积单位第一次与长度单位结合了起来，开辟了用长度单位设计容量的康庄大道。在政治上，商鞅方升是我国以国家力量推动度量衡制度的起始。

文章来源：《中国计量》 网址: http://www.zgjlzz.cn/zonghexinwen/2021/1130/916.html